时代命题：从规模扩张到

存量深耕的历史性转折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正经历从“做大规模”向“做优质量”的深刻转型。截至2024年末，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达到401.7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109.4万亿元，过去五年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1.4%，资产负债率稳定在64.8%的合理区间。这组数据既彰显了国资国企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的雄厚实力，也暴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百万亿级的资产盘子中，大量资源处于闲置、低效甚至“沉睡”状态。

据专业研究机构估算，国有企业低效用地、闲置房产、未充分利用的基础设施占比高达30%。这意味着近120万亿元的资产未能充分发挥效益，相当于每年损失数万亿元的潜在收益。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在此背景下，盘活国有“三资”（资源、资产、资金）不再是简单的资产处置问题，而是关系到财政可持续、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系统性工程。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战略定调标志着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入新阶段。从湖南率先启动“三资三化”改革，到湖北推出系统性专项方案，再到安徽、江西等省份跟进出台配套政策，一场以“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杠杆化”为核心的改革浪潮正在全国铺开。

这场改革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存量资产价值，将“沉睡资源”转化为“流动资本”，进而形成“盘活存量—回笼资金—带动增量”的良性循环。

现状审视：国有“三资”盘活的

规模结构与区域实践

（一）资产盘活的宏观图景与结构特征

当前我国国有“三资”呈现出“总量庞大、结构复杂、区域分化”的显著特征。从资产性质看，401.7万亿元的国企资产中，实体资产占据主导地位，涵盖土地、房产、基础设施、机械设备等传统形态，同时数据资产、特许经营权等新型资产形态快速涌现。从区域分布看，湖北省国有“三资”总量高达约21.5万亿元，安徽省企业国有资产16.48万亿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1.95万亿元，湖南省“十四五”期间累计盘活收入超3500亿元，显示出各地资产盘活的巨大潜力。

2024年全国非税收入达到4.47万亿元，同比增长25.4%，其中地方依法依规加大国有资源资产盘活力度是主要拉动因素。这一数据变化深刻揭示了资产盘活对财政增收的支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非税收入的高增长并非简单的“卖资产”行为，而是通过产权转让、特许经营、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实现的资源优化配置。

从资产形态看，闲置土地和房产是盘活的重点领域。以天津市为例，2024年市区两级国有企业完成198万平方米土地房产盘活，实现收入108亿元。邵阳市国资委监管企业2024年累计盘活闲置“三资”资产18项，处置收益23.61亿元，其中盘活闲置土地5宗300亩，处置收益8.5亿元；盘活闲置厂房8栋5万平方米，处置收益6.2亿元。这些案例表明，土地房产类资产仍是最具盘活潜力的“富矿”。

（二）区域实践的差异化路径探索

各地在“三资”盘活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创新。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依托成熟的产权市场和金融工具，重点推进资产证券化、REITs等创新方式。截至2024年底，全市场已上市REITs产品达58只，累计募资规模超1660亿元。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发行的红土深圳安居REITs，底层资产涵盖183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整体出租率约99%，成为盘活存量房产的标杆案例。

中西部地区则更多依靠行政推动与市场化手段相结合。湖南省通过“用、售、租、股、融”五措并举，“十四五”期间累计盘活收入超3500亿元。湖北省推进“三资三化”改革，将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房屋、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股权、大型仪器设备、数据资产、保障性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八类资产，以及土地、矿产、水利、林业、能源五类资源纳入统筹盘活范围。广州市黄埔区将政府安置房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收回资金4.24亿元，同时盘活历史已征未开发用地获2.2亿元，展现了存量资产盘活的综合效益。

资源型地区则探索出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新路径。福建省龙岩市创新“林票”“碳票”等资源凭证化手段，将农村闲置资产与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融资的资本品。这种模式不仅盘活了沉睡的自然资源，还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三）新型资产形态的崛起与价值发现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资产已成为“三资”盘活的新蓝海。湖北港口集团归集6亿多条“铁、水、公、空、仓”五网数据，开发数据金融产品，物流企业凭借货运历史订单即可申请最高500万元无抵押贷款。永州市打造“智慧国资”系统，建立24类专项数据库，通过“公物仓共享平台”实现跨部门资产调剂，仅车辆调剂就节约购置成本600余万元。这些实践表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正在开辟资产盘活的新通道。

产权市场在服务存量资产盘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3年，产权市场服务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专项业务28.32万宗，成交额2.64万亿元；2012至2023年累计盘活存量资产达13.33万亿元。

北京产权交易所创新“境内外同步挂牌+境外一站式交易”模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推出市场首单住房租赁持有型不动产ABS项目，天津产权交易中心2024年服务各级企业盘活存量资产2208宗，助力企业回笼资金233.3亿元，同比增长2倍。产权市场的专业化服务为国有资产的高效流转提供了重要平台支撑。

模式创新：从“简单处置”到

“价值再造”的路径跃升

（一）传统盘活模式的升级迭代

传统的国有资产盘活往往局限于“出租收租金”或“直接出售回笼资金”的简单模式，既未深入挖掘资产的战略价值，也忽视了长期运营带来的增值潜力。当前，各地正在探索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的盘活路径。

功能转型模式成为老旧工业资产盘活的主流选择。武钢集团对606亩闲置工业地块采取旧厂房升级、修旧如旧等方式，改造成武钢云谷·606产业园，打造14万平方米融合工业遗迹特色的高新产业园区，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产业秀带”的华丽转身。这种模式不仅保留了工业文化遗产，更通过产业导入实现了资产价值的倍增。天津泰达控股一机床项目对13个老旧小区进行更新改造，天拖项目实现开盘销售，轨道集团津龙湾TOD文化广场建成运营，展示了城市更新与资产盘活的有机结合。

资本运作模式为大额存量资产提供了高效退出通道。天津医药集团通过大额股权转让引入上海上实集团，混改后盈利能力逐年增强，2020-2023年净利润从3.79亿元增长至17.75亿元。中国长城资产与上海国盛集团合作搭建60.01亿元的私募投资基金，专注于盘活上海市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收益权、保障性租赁房等国有存量资产。这些案例表明，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设立专项基金等资本运作手段，可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重估和增值。

（二）创新工具与金融赋能

金融创新为“三资”盘活提供了多样化工具箱。REITs作为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抓手，在基础设施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保障性租赁住房、产业园区、仓储物流、高速公路等资产类型均可通过REITs实现上市流通，既为原始权益人提供了退出通道，也为投资者提供了配置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机会。

融资租赁与经营性租赁在设备类资产盘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对于闲置的机械设备、车辆、办公设备等，通过售后回租或直接租赁方式，可以快速回笼资金或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某制造国企通过盘活库存积压物资获得显著收益，某运输国企盘活闲置货运车辆资源，都是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

供应链金融与数据金融的结合开创了资产盘活的新局面。基于国有企业稳定的采购场景和应付账款，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不仅可以盘活沉淀的资金，还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湖北港口集团的数据金融产品就是典型代表，通过将运输数据转化为信用资产，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同时激活了国有数据资源的价值。

（三）数字化赋能与全生命周期管理

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三资”盘活效率的关键支撑。泉州市开发建设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实现资产登记、使用、处置全流程可追溯，目前已盘活半数以上的闲置资产。江苏省句容市通过专项监督检查，推动盘活利用存量土地7.83万平方米、新增使用房产61处，实现资产增收节支400余万元。这些实践表明，数字化手段能够有效解决"资产量大而底数不清、存量分散而效益不高"的管理痛点。

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正在重塑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从资产形成、运营、维护到最终处置，每个环节都纳入数字化监管视野。永州市建立24类专项数据库，实现资产信息的动态更新和智能分析；安徽省开展“大资产”统筹管理，对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权属不清、权证不齐等问题进行“起底式”排查。这种精细化管理为资产盘活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深层挑战：体制机制障碍与风险防控

（一）确权确值难题与历史遗留问题

资产确权是盘活的前提。但大量国有资产存在权属不清、权证不齐等问题。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房屋、土地等资产，由于历史原因普遍存在产权瑕疵，严重影响其市场化流转。安徽省将权属清理作为“大资产"统筹管理的首要任务，联合有关部门集中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反映了这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资产估值定价也是关键难点。由于缺乏活跃的交易市场和可比案例，部分专用资产、非标资产的估值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估值过高可能导致流拍，估值过低则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此，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建立科学的估值模型、完善竞价交易机制，是确保资产价值公允实现的重要保障。

（二）激励约束机制与容错纠错困境

当前，国有资产盘活面临“不盘活是失职、盘活怕担责”的两难困境。个别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意识淡薄，存在重资金、轻资产，重数量、轻效益的倾向。同时，资产处置过程中的决策程序复杂、审批环节众多，容易错失市场时机。更为关键的是，现行考核体系对资产盘活的激励不足，对创新探索的容错机制不健全，导致基层单位“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保守心态。

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从制度层面入手。一方面，要建立资产盘活的专项考核机制，将盘活成效与领导班子评价、薪酬激励挂钩；另一方面，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在合规前提下因市场变化导致资产价值波动的免责条款，为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邵阳市将资产盘活与企业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挂钩，由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包联重点项目，天津国资系统实施资产盘活“一把手工程”，都是激励约束机制的有益探索。

（三）风险防控与合规底线

资产盘活必须坚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在市场化处置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范决策程序，公开透明操作。产权交易机构作为阳光交易平台，在防范交易风险、发现市场价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3年产权市场通过竞价交易实现资产溢价7.4亿元，既体现了市场发现价值的功能，也确保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债务风险与资产盘活的联动需要特别关注。部分地方将资产盘活作为化解政府债务的重要手段，通过资产变现偿还到期债务，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可能透支未来发展潜力。健康的资产盘活应当与债务管理、投资规划有机衔接，形成可持续的财务循环。

战略前瞻：构建“三资”盘活的

长期造血机制

（一）从“运动式盘活”到“制度化运营”

当前部分地区的资产盘活仍带有阶段性、运动式特征，缺乏长效机制支撑。未来的改革方向应当是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资产运营管理体系。这要求国有企业从“资产持有者”向“资产运营者”转型，培养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团队，建立市场化的运营机制。

“公物仓”制度的推广是制度化运营的有益尝试。通过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资产共享平台，实现闲置资产的统一调配和高效利用，避免重复购置和资源浪费。永州市通过“公物仓共享平台”实现跨部门资产调剂，仅车辆调剂就节约购置成本600余万元，展示了共享经济的巨大潜力。

（二）从“单一资产处置”到“综合价值创造”

资产盘活的最高境界不是简单的变现，而是通过资源整合和产业导入实现价值再造。武钢云谷·606项目不仅盘活了606亩闲置土地，更通过产业导入和生态培育，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极。这种“资产+产业”的盘活模式，既实现了资产价值最大化，又服务了地方经济发展大局。

城市更新为综合价值创造提供了广阔舞台。天津市12个城市更新项目开工建设、同步改造一批老旧小区，实现投资175亿元。这些项目不仅盘活了存量土地房产，还改善了民生、优化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区域价值，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三）从“区域内循环”到“全国统一大市场”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提升资产配置效率的必然要求。当前，国有资产交易仍存在地域分割、市场壁垒等问题，制约了资产价值的充分实现。产权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平台，正在通过统一规则、统一标准、统一数据、统一管理，打造存量资产交易服务生态圈。

跨区域资产流转和重组是未来趋势。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和物流成本降低，地理位置对资产价值的约束逐渐减弱，而产业配套、人才资源、营商环境等因素的重要性上升。这要求打破行政边界，建立跨区域的资产流转机制，让资产向效率更高、回报更优的区域和主体集中。

结语：在存量中孕育增量，

在改革中开启新局

国有企业“三资”盘活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变革。面对百万亿级的存量资产，我们既要看到盘活任务的艰巨性，也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巨大潜力。

这场改革的核心在于理念的转变：从“守家底”到“用家底”，从“看资产”到“运营资产”，从“物理整合”到“化学融合”。当401.7万亿元的国有资产真正流动起来、高效起来，必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正如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是新时代国资国企工作的根本遵循。

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节点，国有企业“三资”盘活正从探索试点走向系统集成，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面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那些沉睡的资源将被唤醒，那些闲置的资产将焕发生机，那些沉淀的资金将重新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