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国务院国资委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国资央企的职责使命，推动中央企业不断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在优化全球产供链布局中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央企业推进国际化经营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为了解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课题组面向中管金融、中央企业负责国际业务的总部部门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开展了深入访谈调研，在了解问题与挑战的基础上，分析原因并总结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第一，“内卷外化”引发无序竞争，行业整体利益受损。“内卷外化”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必须解决的问题。调研发现，在海外项目中，“不是跟外国企业竞争，而是跟大量中国企业竞争，彼此杀价，导致不赚钱甚至赔钱，这不仅使自己企业亏损，也压缩了国内厂商的利润空间”。处在同一行业的多家企业在境外开展同样的业务，面对相同的客户群，资源禀赋也相同，但缺乏区域划分和协同，导致经营效率不高。从战略管理视角看，当企业缺乏独特的、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时，则倾向于在相同的市场空间内，利用相似的资源禀赋进行同质化竞争，这是将国内市场的存量竞争思维直接移植到海外增量市场，忽视了国际化经营中需要通过协同打造竞争优势。

第二，跨国管理“水土不服”，发展模式亟待升级。一是企业推动国际化发展缺乏清晰、可执行的战略。企业“走出去”后，对所在地市场的深耕存在问题。中央企业对部分海外项目实现控股是有难度的，只能选择参股。在非全资控股的情况下，境外第二股东不愿意提供担保，导致项目融资困难重重。二是海外大企业的管理体系信任度不高。对于规范制度的细化，程序性的内容尚有差距，同时对于规范的掌握也不太强。“走出去”后不能全面照搬国内的标准，要合理借鉴国际管理经验，形成适用于海外的管理体系和制度。特别是，如何对传统行业（如建筑业等）进行赋能，促使其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也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从制度理论视角来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企业未能有效弥合与东道国在商业制度、治理逻辑上的差异，暴露了其国际化战略的不够精细。

第三，合规经营存在短板，风险防范体系亟待加强。海外合规经营非常重要，而如何解决法律、习俗、属地化等问题正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痛点之一。比如，海外工程跨越周期长，其间可能遭到制裁，银行资金撤出，导致企业难以为继。再如，美国通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出现没收牌照、没收财产等风险事件，只能依靠海外律所进行谈判。调研发现，在海外，虽然我国企业的人才、技术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商务和法律方面仍然较弱。与之不同的是，在发达国家，企业对律所、律师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律师和会计师等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往往是外国企业“走出去”时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但我国一些企业并不愿意提前重金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合规预防。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企业将合规视为被动负担而非主动的价值投资，在其面对东道国严密的“制度网”时，就容易因合法性缺失而陷入被动。因此，合规已不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能力体现。

第四，中国标准“走出去”任重道远，国际话语权与产业地位不匹配。在国际化经营中，掌握话语权非常重要，而产业“走出去”，同时也要把技术标准和管理体系带出去。调研发现，在海外，企业的软实力跟不上硬实力发展，尤其是在品牌、话语权、国际标准等方面，与企业发展体量不匹配。企业“走出去”之后，将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设计能力与外方标准差距就凸显出来。这些企业的业务大多处于中低端，而中高端的工艺、专利、技术等涉及得比较少，然而只有高端技术标准“走出去”才能够真正带动产业“走出去”，因此就要不断地对标高标准，提高自身的能力，达到真正的世界一流标准。比如，在电动车行业中，只有掌握了相关的行业标准，在全球竞争中的话语权才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研发与专利布局的相对滞后，未能早期、深度地参与乃至主导国际标准组织的工作，以及缺乏将自身技术转化为全球公认标准的战略意识和路径仍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五，国际化人才缺乏，制约属地化经营发展。国际化经营特别需要国内的支持，即使是属地化经营，也要依靠国内提供人才支撑，但是专业人才匮乏，尤其是进入高端市场后，国际化人才能力短板尤为突出。有研究发现，“甚至有些海外收入占比超过50%的企业，依然缺乏国际化的管理人才梯队。”可见，人才队伍不完善仍是国际化经营的突出挑战。一方面，海外企业运营管理对驻外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外语能力，还涉及跨文化管理和沟通能力。没有文化作为基础，没有软实力的沟通，无法继续做强做大；同时，还要提高跨文化的沟通能力以及风险识别、评估、掌控能力，平衡风险和机遇。另一方面，技术人员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法律、合同、金融、管理等方面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来做业务发展的支撑。想要打入外国市场，需要更早地在当地培养相关人员，而不是简单地派人过去，不是浮在表面。要真正地“走进去”，就要按当地的思维开展工作。比如，在海外传播方面，我国企业管理人员相对比较含蓄，更专注于实际工作，而不喜欢说。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外派人员无法跨越文化鸿沟。这暴露了企业在人才梯队建设和组织学习能力上的系统性短板，未能建立一套有效识别、培养、激励和保留全球化人才的机制。

对策与建议

为推动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高质量发展，聚焦上述突出难点问题，围绕优化海外产业布局、提升全球供应链水平、增强国际标准话语权、加强海外经营风险防范、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走出去”等方面，提出以下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顶层设计，强化战略引导。一是加强宏观战略指引与统筹协调。国际化经营要避免“内卷”外溢，政府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部委之间要加强政策协调，统筹战略布局，形成完整产业链，避免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调研反映，“要有一个部门统筹产业布局方向”，“对外产业投资应给予政策支持与指导，简化流程，以免错失机会”。二是引导企业注重“差异化”。企业应基于自身优势，专注于特定细分市场、产业链环节以及服务模式，构建独特的价值链定位，避免在通用赛道上正面“内卷”。三是建立协调协同机制。调研反映，国家要“加强对资源型项目的控制力，统筹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加强绿色低碳技术联合创新，成立联盟来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重复研发”。四是完善考核机制，健全容错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更多关注质量而非规模，要有相对合理的待遇和考核容忍期，同时采用轮岗等方式，确保把人才真正培养起来。五是建立适合国际化经营的组织架构。将海外区域总部实体化，赋予其在人事、财务、采购及属地化研发等方面的实质性权力，使其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并成为连接总部与属地网络的“战略枢纽”。

（二）加强创新驱动，提升全球价值链水平。一是关注产业链“外移”问题，加快推动核心技术攻关，保障基础零部件供应链布局。调研反映，国际机构在我国的实验室存在外撤现象（如光伏领域产业链和技术外流等），建议在保障产业安全的前提下，鼓励更多国内企业进入相关制造领域，进一步保障供应链稳定。二是推动境内外的科技创新协作。调研建议，“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等部门应对海外研发中心建设、人才引进、考核政策等给予支持，如对研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分层分档支持科技人才、助力推动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等”，“国家应对香港人才引进、研发中心建设等给予政策支持，加快香港政府科创项目落地速度”。

（三）构建新型国际规则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是由相关政府部门牵头，优先选取具有全球竞争优势和战略意义的领域（如高铁、电力、新能源、5G/6G、数字经济等），明确重点突破的国别市场和标准清单，推动标准比对能力建设，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二是利用海外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关键节点，打造全面采用中国标准的标杆项目（如雅万高铁等），并将成功实践作为样板向周边国家推广。三是设立专项资金和人才计划，系统性鼓励、资助和支持中国技术专家到国际机构担任关键职务，主导或深度参与国际标准的起草、修订与投票。四是讲好“中国标准”的价值故事，在标准文本中，不仅要说明“是什么”，更要阐释其背后的安全理念、性能优势和经济效益，用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进行沟通。

（四）强化合规管理，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一是相关部门加强对长周期投资项目的战略保障，比如，企业在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老挝、缅甸等）的债务水平较高时，要帮助企业保障投资收益。二是加大大数据与AI技术利用力度，覆盖重点国别和行业，整合地缘政治、制裁名单、ESG法规、汇率等数据，开发动态风险评估平台，为项目布局和决策提供实时预警和智能推荐，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见”的转变。三是完善项目获取过程中的尽调工作，降低经营、法律等风险。在国际化经营时，建议进入企业熟悉的行业和领域，并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应盲目进入新领域，看似暴利的地方，其实风险也很大，陷阱也很多。要将合规审查前置于“立项、投标、签约”三个关键决策点之前，确保“决策必问合规”。四是定期定向开展合规经营与风险防控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海外员工合规以及风控的意识和能力。央企在海外做任何项目，一定要把当地的规则理解透，不能被抓到瑕疵。

（五）深化“政银企”合作，创新金融支持工具。一是树立“金融思维”。调研反映，“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国外企业背后都有财团支持，我们的企业都是法人单位。因为没有金融参与，所以都是经营思维，对方则是资本思维，也就缺少了和对方去拼的能力”。二是加强政府部门之间政策一致性，特别是跨部门、跨行业、跨银企等。比如，对于风险容忍度，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之间、不同主业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认识和要求是有差异的。金融机构在“加强金融支持和风险把控”的同时，也要主动考虑产业布局。三是建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走出去”的综合机制。调研反映，“金融监管部门应规划推进金融业走在实体企业前面，统筹战略资源顶层设计”，包括实现银保联动、搭建综合理财投资平台、设立行业投资专业咨询机构在内的一体化支持机制，改变过去按职能分工的工作模式。四是建立风险分担机制。调研建议，相关部门为战略性项目出具书面风险背书，明确政策风险的责任边界。金融机构参与项目前期研判，提供全周期风险管理服务，而不是简单的“事后风控”。建立银企联合的风险评估体系，将银行的国别风险数据与企业的行业经验相结合，形成更全面的决策依据。五是加大数字人民币的推广使用力度，积极推动稳定币研究，大力推动新结算通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