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立足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聚焦“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核心任务，为国资国企锚定战略定位、强化使命担当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资国企需深刻把握全会战略意图，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改革与发展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

本文结合全会精神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实践，从实体经济根基、科技创新引领、国有资本布局、体制机制活力四个维度展开深度解读。

聚焦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国资根基”

解读：实体经济是国家强盛之基，国资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必须回归主责主业，将资本与资源集中配置到实体经济关键领域，避免“脱实向虚”的风险，以“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为牵引，率先推动产业“三化”转型，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底层支撑。

从产业领域看，不同类型国企需精准锚定主攻方向。

制造类国企要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基础性、战略性领域，通过技术攻关与产能升级，支撑“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跨越——例如在航空航天装备领域，需突破高端轴承、航空发动机叶片等“卡脖子”材料工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强化动力电池、电控系统等核心部件自主可控；

航天类国企需以“航天强国”为目标，攻克高端芯片、特种材料、精密制造等航天工程全链条关键技术，确保“天宫”“嫦娥”等重大工程供应链安全稳定；

交通类国企则要立足“交通强国”战略，构建“智能交通+绿色交通”体系，比如推广新能源重卡、氢燃料电池船舶，建设智慧港口、自动驾驶干线物流网络，推动交通运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

从转型路径看，“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国资国企引领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智能化方面，需加快数字技术与制造环节深度融合，建设“黑灯工厂”“数字孪生车间”，推动生产流程全要素数据贯通与智能决策；

绿色化方面，要主动适应“双碳”目标约束，储备低碳技术人才，推广节能降耗工艺（如钢铁行业的氢冶金、化工行业的循环经济模式），探索碳资产开发与管理新业态；

融合化方面，需打破传统产业边界，构建“制造+服务”“产业+数字”“国企+民企”的生态联盟——例如装备制造企业从单一产品销售转向“产品+运维+解决方案”综合服务，能源类国企联合上下游企业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协同网络，通过生态协同放大产业整体效能。

强化科技创新：勇当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国家队”

解读：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国资国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必须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组织者”的双重责任，通过技术攻坚与生态构建，推动“从0到1”的颠覆性突破和“从1到N”的产业化应用。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上，国资国企需聚焦“高端芯片、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领域，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受制于人”的底层技术瓶颈。例如，在半导体领域，需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攻关光刻机、EDA工具等“根技术”；在新能源领域，聚焦钙钛矿光伏电池、固态电池等前沿方向，解决能量密度与安全性矛盾；在数字经济领域，突破工业软件、高端传感器等“卡脖子”环节，为智能制造提供“中国芯”“中国脑”。

在创新生态构建上，国资国企要发挥“链长”作用，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

一方面，通过“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方式，联合民营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共同攻克共性技术难题；

另一方面，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为初创期科技企业提供“耐心资本”，并通过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如扩大技术入股比例、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研发准备金制度等机制，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服务

国家战略的“精准落子”

解读：国有资本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布局优化本质上是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响应。国资国企需以“国家所需”为导向，推动资本向“命脉领域”“战略新兴产业”“重点区域”精准投放，既守牢安全底线，又培育新增长极。

在国家安全领域，需强化对“能源、粮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控制力。能源类国企要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新型电力系统（如储能、智能电网）投资，保障“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农业类国企需聚焦种源安全（如生物育种、耕地保护技术），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保障体系；产业链“链主”国企则要通过垂直整合与横向协同，确保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供应稳定，防止“断链”“脱钩”风险。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需加快资本向“先进制造业、未来产业”倾斜。例如，加大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培育“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企业；前瞻布局量子计算、空天科技、深海深地等未来产业，通过“国有资本+社会资本”混合投资模式，降低技术探索风险，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

在重点区域发展上，需围绕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化布局。

例如，长三角地区国资国企可联合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集群；成渝地区国企需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投资物流枢纽、跨境贸易平台等基础设施；粤港澳大湾区国企则要服务“国际科创中心”定位，推动粤港澳三地创新资源跨境流动。

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激活

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解读：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活力与规范”的关系。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国企从“行政化运营”转向“市场化经营”，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需推动党建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健全“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重点是规范董事会建设，落实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职权，保障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的经营自主权；同时，加强外部董事履职支撑，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独立性。

在“三项制度”改革上，需深化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通过市场化招聘、竞争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机制，实现“能上能下”；通过全员绩效考核、岗位价值评估，推动“能进能出”；通过“宽带薪酬”“超额利润分享”“股权激励”等工具，实现“能增能减”。

在激励约束机制上，需对关键核心人才实施差异化激励。对科技人才，可延长考核周期、引入“里程碑式”奖励（如项目研发成功后给予股权或现金激励），允许失败但要求总结经验；对企业家群体，探索“任期激励+超额利润分享”组合工具，鼓励“长期主义”经营；

同时，强化合规经营与风险防控，建立“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制度闭环，防止短期行为与国有资产流失。

结语：以国资国企之进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之稳

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国资国企发展绘制了清晰蓝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资国企必须深刻认识到“国之大者”的内涵要求，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根本使命，以“强化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优化资本布局”为战略导向，以“深化改革机制”为活力源泉，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勇当“主力军”“排头兵”。

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